1945年8月15日国华通配资，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既然如此，那么“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可不可以定在8月15日？肯定不行，原因如下：
其一，日本可以决定何时发动战争，但肯定不能决定何时停止战争，这是二战战胜国决定的，也是二战战胜国的权利，即日本哪一天正式投降，是由同盟国决定的，日本决定不了。
其二，所谓《终战诏书》，只是一份停战文书，完全看不到一丝一毫投降的姿态，更遑论认错诚意，于是在中美苏的压力下，9月2日日本天皇再度发布诏书，其中提到“降伏”。
其三，1945年8月15日后，日军并未投降，依然在战斗，在缅甸（英军宣称“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在太平洋、在中国东北、在中国其他地方，日军依然没有投降。因此，说8月15是抗战胜利日，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问题在于：既然8月15日不行，那么9月2日行不行呢？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再度发布诏书，这是一份相对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诏书里更明确呼吁全体日军放下武器，彻底终结抵抗。当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和大本营全权代表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
据此，中国为何不选在9月2日，而选9月3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
其实，选在9月3日国华通配资，既有顺应民意之意，又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
首先，9月2日举行受降典礼，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获得消息的时间是在9月3日，也就是说消息是有滞后性的。
其次，因为9月3日报道日本投降，百姓奔走相告，立即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为了顺应民意，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因此，选这一天作为纪念日，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声音。
第三，更重要的是，选这一天为胜利纪念日，其中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欲要了解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不妨先看一看二战德国“两次”投降闹剧的原因：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向英美投降。对此，斯大林勃然大怒，不承认5月7日的投降，继续发动进攻，于是有了德国“第二次投降”。
1945年5月8日，德国又一次投降，这一次是向苏联、美国、英国投降，受降仪式主持人是苏联朱可夫。
那么，为何会出现两次投降的闹剧？
对于德国来说，在苏联烧杀抢掠，犯下了无数罪孽，两者之间是血海深仇，害怕遭到苏联清算，所以在苏联攻下柏林后，大批德军向英美联军方向逃跑、并向英美主动投降。然后，5月7日向英美投降无非是想获得庇护，以避免被苏联清算等，背后的小心思，想必大家都知道。
对于苏联来说，作为战胜德国的绝对主力，又遭受惨重代价，德国不向苏联投降，或者说投降时没有苏联参与，那么就丢掉了重要历史事件定义的主动权。当然，当时苏联率先攻下柏林，在德国陈兵百万，德国故意不向苏联投降，本身就存在重大问题，动机不纯。
因为，如果承认5月7日的德国投降，那么历史只会记住德国向英美投降，击败德国的最大贡献国、最大受害国——苏联则会被遗忘。但如果是5月8日，那么就大不相同了，历史会记住苏联朱可夫主持的标志着二战欧洲战场正式结束的受降仪式，苏联在二战功劳会被历史铭记。
有人或会辩解，无论向谁投降，既然德国已经宣布投降，说明二战欧洲战场已经结束，斯大林的勃然大怒纯属无聊。其实，如果让这样的人参与大国博弈，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友邦”欣喜若狂、本国利益荡然无存，纯属政治小白。
搞清楚了德国两次投降的原因，回头再看上文的问题。
因为，9月2日是美国主导下的、在美国军舰上举办的受降仪式，如果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选在9月2日，就意味着承认抗日战争是在美国主导下的胜利，这就抹杀了或者淡化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显然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连蒋介石政府都没有选在这一天。所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能选在9月2日。
既要能体现先辈们的牺牲，又要夺回历史叙事的主动权，自己定义历史的重要时刻，告诉世界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牺牲（这是这一天阅兵的目的之一），于是顺应民意的定在9月3日。蒋介石时代，起初也定在9月3日，但后来变成8月15日，从未有过9月2日的选择，新中国之后确定抗日战争胜利日为9月3日，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1945年5月8日，苏联朱可夫是受降仪式的主持人，背后折射出苏联才是击败德国的最大贡献国，当时苏联完全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即便如此，如今西方舆论描述之下，苏联还被抹黑成二战发起国，不过朱可夫主持受降仪式，却让这种叙事存在重大硬伤。
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当时斯大林默认5月7日的投降，不掌握历史重要时刻的主动权，相信苏联二战贡献会被西方抹杀的更早、更彻底。总之，在符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重要历史时刻，要有自己的定义，要掌握主动权，以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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