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鑫中证 81年杜聿明病逝，遗体存放半个月未下葬，郑洞国为何会恼怒不已？

“1981年3月12日下午两点，老杜真的走了？”门房老兵压低了声音，摘下风帽，沉声应了一句：“嗯，他走得很安静。”短短对话富鑫中证，标记着西北军旧部相交半个世纪的终点，也揭开了一段颇为尴尬的吊唁风波。

杜聿明离世，当年陪他一同被俘、又一同获特赦的郑洞国理所当然要张罗后事。照规矩，遗体在协和医院旁的小灵堂停留三天便可火化下葬，可清点名单时郑洞国皱起了眉：杜家的三个子女，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一个随女婿在美国，全都来不了。家人缺席，棺盖怎么合得上？郑洞国当场拍板——灵柩暂不动，等消息。

这一等就是十五天。高干病房里用的是进口冷柜，温度低、保存条件好，医务处倒没意见，只是礼仪部门连声催——春分前必定要火化，否则手续全乱套。郑洞国给台湾先后打了四次长途，每次都卡在同一环节：入台证件出不来。蒋经国办公室的回复很冷，“政治因素复杂，恕难照顾。”话语客气，却凉到骨子里。

再说生前与台北当局并无恶言，反倒多次写信要求团聚子女；可在岛内强硬氛围下，这种愿望被视为“可能被统战的陷阱”。儿女们想回来，也被“暂缓审批”堵在门口。郑洞国火了，直接在电话里丢下一句：“这是人情，不是政令！”然后摔筒，却换来忙音。

郑、杜两家交情深厚，源自黄埔一期。抗战时，郑洞国在长沙会战前线，两人并肩挖壕；淮海战役被俘后，又同在上饶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特赦时，二人一起走出劳改农场，郑洞国调军事科学院写史料，杜聿明留在政协搞文史，私下常聚，喝茶论剑。彼此了解，所以郑洞国心气冲：兄弟一辈子替蒋介石效死力，落到头来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

这口怨气越积越重。守灵第四天夜里，他握着香烟嘟囔：“老蒋用人卸磨杀驴也就罢了，连一点体面都不留，这是欺负咱们没脾气。”旁边的护理员劝他休息，他摆手：“老杜怕冷，我不能走。”

与此同时富鑫中证，大陆方面给足了礼遇。中央统战部送来花圈，朱德元帅生前题赠的“化干戈为玉帛”被请到灵堂正前；军队老战友——许世友、陈赓的家人、粟裕之子——轮番吊唁。军乐团演奏的是《今夜无人入睡》，哀而不伤，多数来宾红了眼。

有意思的是，香港多家报纸第一时间刊出讣告，标题竟用了“国民党第一战俘将军圆寂”。措辞耐人寻味：既点出历史身份，也隐含时代和解意味。但台湾“中央社”却用了冷处理，仅仅一条短讯提到“杜某病故北京”。这种对比，更刺激郑洞国腹中闷火。

整整半个月后，眼见手续仍无进展，北京市委决定：先行火化，骨灰日后再由家人认领。郑洞国在追悼会上发言，没稿子，开口就是一句陕北方言：“老杜，我对不住你，没把娃们接回来！”说罢失声，满场皆默。几分钟后，老人拄着拐杖走到灵柩旁，狠狠敬了一个脱帽礼，声音沙哑，“这帐，总要算！”

按理说，军人去世，怒气不应在公众场合发作，可郑洞国的动怒，并不只是私人情感。他看得明白：三十年隔绝，让割裂成了习惯，而普通亲情成了政治筹码。1979年以后，两岸才刚刚试水通邮探亲，尚未铺开；杜聿明是“战犯”出身，更被台北列入“管制黑名单”。此事碰上政策空档，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尴尬转型。

说点题外话，杜聿明自己倒想得开。生前与友人对弈，总自嘲“我这一子早被对面吃了，现在不过做劫”。他曾把《孙子兵法》与改造心得混写成笔记，留下十六字：审时度势，生死无惧；知恩图报，身后勿扰。郑洞国却性情更刚，凡事不肯忍。有人回忆，同批特赦的劝他看开些，郑洞国直说：“人生一口气，佛也难劝！”

这股子秉直，贯穿他和蒋介石交往的全过程。早在抗战末期，他就因质疑常凯申“抢收美援物资”吃过穿小鞋；来台曾被边缘化，后来干脆留在大陆。杜聿明不同，他入狱前对蒋还是死心塌地。正因如此，杜去世后被“冷淡对待”，郑洞国才格外不服，“有恩必报”本是行伍规矩，怎的到了政治层面就失灵？

火化前最后一刻，殡仪馆里只放亲友八十余名，其中四分之一是杜聿明在管理所结识的“老战犯”同窗——王叔铭、沈醉、都来了，面色沉稳。他们看着骨灰盒进炉，几乎异口同声念了一句：“走好。”那一瞬，谁也没说起往昔烽火，反倒聊起了杜所写的国画《寒梅图》，挂在政协走廊的那幅。有人轻声说：“老杜的梅，冷里带香。”说者无意，听者含泪。

半个月风波过后，郑洞国并未收敛情绪。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直接寄往台北，质问当年承诺“善待将帅家属”的蒋经国。信件自然石沉大海，他却把复写稿夹进回忆录。多年后，史学者翻检档案时读到这封信，仍能感到一股滚烫的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