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您的话里句句是火！”——1927年5月12日武昌中山大学灵堂前，一位学生抹着眼泪低声说。李汉俊微微颔首，转身面向挽联易方达证券，谁都没想到半年后那团火会突然熄灭。
李汉俊出生在1890年夏天的湖北团风县，家境谈不上殷实，却重视教育。村里老人常念叨：“那孩子七八岁就能通篇背左传。”稚子背经书固然罕见，更罕见的是他对“外面的世界”有着近乎执拗的好奇。1904年清廷选派官费生，他以一张几乎满分的卷子被录取。十四岁的少年第一次坐上海船，奔向日本横滨。
东京求学之初，他主攻土木工程。要是按常理发展，也许他之后会成为一名铁路总工程师。然而，1914年《共产党宣言》日文全译本悄然在学界流传，他读完后整整三晚未合眼。试想一下，一个工科生突然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周围同学都觉得他“走火入魔”。更戏剧化的是，这种“走火”竟得到了教授赞许，教授在推荐信里写下“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几个字，这么高的评价放到今天依旧分量十足。
1918年冬，他回到上海。那一年上海滩风头正热的是法租界影戏与租界咖啡，但他却钻进图书馆，把大部分时间耗在翻译和撰稿。不到一年，署名“汉俊”的文章频繁出现在《东方杂志》《民国日报》副刊，主题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易方达证券，当时的中文世界缺乏系统译本，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填补空白。有人统计过，中国第一批广为人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翻译的占了近三分之一。
1920年8月的上海厚福里，狭小弄堂里挤进几位青年：陈独秀、李书城、李达，还有李汉俊。他们商量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并推举李汉俊起草《共产党章程》，这份译自俄语、融入中国语感的文件后来被视为我党最早的政治纲领。陈独秀南下广州后，上海的日常工作由李汉俊统筹，他口袋里常揣着上海到武汉的火车时刻表，因为隔三差五就要联络董必武等人在长江沿岸成立支部。那时候组织薄弱、经费紧张，他靠翻译稿费贴补差旅，字字都是血汗钱。
时间来到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原订在法租界柏林咖啡店楼上召开，却因租界巡捕暗访临时改址。那晚，法籍警官“无意”推门，正碰见会场。李汉俊懂法语，他笑着迎上去，寒暄两句后将对方请到窗边，让其俯瞰黄浦江夜景。短短几分钟，巡捕被花里胡哨的灯影吸引，自顾自离开。随后他果断决定转场嘉兴南湖，才有了那艘红船上的最后议程。多年后参会代表回忆，若非李汉俊的机智，会议极有可能流产。
人无完人，分歧也在成长。一大闭幕后，关于“是否立即组织公开工会”这一问题，李汉俊同陈独秀观点南辕北辙。情势所迫，他辞去上海职务，于1922年初赴武昌继续教学和宣传。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每周二下午，他在阶梯教室开设《资本论》选读易方达证券，据说旁听学生常常把过道占得满满当当。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年轻人采取“头脑风暴”式互动，早已超过那个年代传统讲堂的范畴。
1925年至1927年工潮汹涌，湖北境内出现了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纱厂罢工。李汉俊白天讲课，深夜到工棚里与工人交流。他习惯夹着一支粉笔，在地上勾勒供求曲线，用最朴素的方式解释剥削。有人惊讶：“这位戴眼镜的先生竟然能把艰涩理论讲得像说书。”可惜火焰太耀眼，也更容易被盯上。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汉俊被列入“首要危险分子”，6月在武昌江滩被捕，随后被秘密押往南京雨花台附近，37岁的生命就此定格。
关于他的遇害经过，史料说法不一。有研究者指出，他曾试图同看守辩论，甚至愿意再写一份自辩书，结果被特务以“半夜转移”名义直接枪杀。尸体被草草掩埋，家属直到事发两月后才通过流亡学生得知噩耗。那时的中国，哀悼烈士风险极高，一束白菊都可能成为罪证，于是他的事迹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新政权成立后，中央开始系统梳理早期革命者名单。1952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寄出一封公文：确认李汉俊为革命烈士。紧随其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手把“革命烈士纪念证”递给其长女李月琳。现场气氛庄重而克制，年过花甲的李月琳泣不成声。许多与会老同志提起他，都会叹一句：“若李汉俊能活到今天，中央理论战线非他莫属。”
这种惋惜并非溢美。作为少数集翻译、组织、理论研究于一身的早期党员，他对欧洲左翼学说理解透彻，又能结合中国本土情况给出务实建议。更具象地说，要是他能参加建国后的政务院高教部，或许在高校马列教学体系上会大展拳脚；又或者，他会被调往中央编译局，为《列宁全集》做校订。这些假设如今只能停留在历史爱好者的想象，但并不妨碍我们对那束过早熄灭的火种心存敬意。
武昌江滩的潮水日日涨落，雨花台的松柏一年比一年繁茂。大概只有翻开李汉俊的译稿、研读其中密密麻麻的批注时，人们才能切身体会到什么叫“把青春写进纸页”。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把“自由平等”当成工程图纸上的坐标系，试图给旧中国找到最坚固的支点。如今读来依旧锋芒毕露，这就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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